编者按：萧云儒的人生足迹透射着中国大文化时代发展的脉络与社会轨迹。冯其庸评价他，萧云儒的思考不限于文艺问题，举凡社会、历史、文化诸多方面，都能发人之所未见，时有独辟蹊径的巧思。贾平凹认为，集南北风范之大成者莫过于萧云儒。学术体系之庞杂、涉及范围之广，后辈学者难以望其项背。
大儒大雅萧云儒
——与文化学者萧云儒对话
《中国才子》：对于当前的国学热您怎么看？
萧云儒： 对于当前国学热我曾经有一个演讲叫“炒糊了的国学热”一直持审慎的态度，梁启超先生说国学分为道统、学统、政统，道统是心性化的儒学，学统是世俗化的儒学，政统是制度化的儒学，他认为如果是心性化的儒学、世俗化的儒学还可以适度的进行弘扬，制度化的儒学可以说继承的东西极少，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学统、道统有些含有真理性的元素可以按抽象继承的方式，这是冯友兰先生提出来的，在改造更新中吸收，但是也不能原汁原味端给当代人，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例如当下易中天、于丹，以他们的原料重新烹制心灵鸡汤这种现代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烹制过程中也要警惕，不能曲解原意，也不能把现代化与大众化庸俗化、浅表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统部分主要是皇权主义和宗法制度，其核心的价值观和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在主要方面实在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嫡长子继承制，血亲分封制，家国同构，忠孝一体基础上的绝对人治等等，这些东西毫无疑问不能继承。
修齐治平，修身齐家的一些道德修为层面的东西，国学有一些东西可以在批判中吸收，但是国学关于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价值观我个人看不出今天有多大的积极意义。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中国之社会组织以家族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治国平天下是以治理家庭的方式，伦理中心和人治方式来进行，像这样以家族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把道德范式放在科学管理和行政功能之上，法制怎么样去替代人治，公平竞争又如何展开，科学发展又怎么落实，现代管理又怎么实践，在不公正的体制制度下，道德自律和道德感化只能是天真的希望。
《中国才子》：创新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代有什么意义？
萧云儒：创新是对传统最积极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是一条流动的河，不是固化的文化化石，传统应该永远不会风化、硅化、僵化，传统的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比如说经典作品，它的原创者无疑是传统的第一创造者，但是作品真正的经典性和传世价值往往是原创者在当时、当代无法意识到也难以确定的，它总是在漫长的传播流布过程中由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播者和接受者无数次的再创造、再提升，在更大的时空坐标中，更宏阔的历史境界和意识境界中逐步明确定义。
这里说的接受群体再创造，不仅是指精英群体，也包括广大民众，因为事实上优秀的传统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已经是一种感情和心理的吸收增值，每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心绪经验放进去，丰富它，甚至于包括社会在某些时候对传统的质疑、误读、解构也都是传统文化动态创造过程的有机部分，伪传统、伪经典会在这种质疑解构中被淘汰出局，真正的文化瑰宝会在反复的解读和解构中焕发新的光彩，牢固的确立自己在传统中的地位。
我们要当好子孙，把祖先创造的好东西留下来，我们也要当好祖先，给子孙创造新的文化财富，把自己创造的好东西传下去，将传统传承下去。我们不能装孙子，我们也不能装爷，不是装出来的，我们要用切实的劳动去传承，用创造性去传承。但是当代人常常生活在文化笼罩之中，以他者经验和内向经验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资源，这种膜生存状态是现代人面临创造危机。精神创造、文化创新最活跃的源泉在历史新阶段的现实生活中，现代人的膜生存使我们跟现实生活有所隔膜，不能不产生危机。所以我最后想说，我们可以学一点国学，也可以学一点西学，但这不是当务之急，奋力冲决文化膜对创新的窒息，在鲜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践中，把德先生、赛先生请进每个中国人的脑子里，把五四没有完成的任务用科学发展观创造性的指导社会建设与精神建构，这才是我们这一代迫切而又迫切的要务。
《中国才子》：2150年前，当陕西人张骞带着驼队出使西域时，他也许不会想到，由驼铃叮当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两端，一个孕育了神秘的东方文明，一个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这两地有怎样的相似之处？
萧云儒：长安、罗马两座城市，有很多相似之处。最早都依河而建，罗马在第伯河畔建城，长安城有八水绕城；两座城都有坚固的城墙，那极尽奢华的宫殿和广场、门阙。在文化上又都体现出融汇和创新的精神。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经过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以铁血统一江山而称雄于世。罗马的凯撒大帝在元老院被刺杀，此前中国也发生了荆轲刺秦未遂的一幕，这些都被李维的《罗马史》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又在莎士比亚和张艺谋的作品中再现。长安曾出现过女皇武则天，罗马帝国的茱莉亚·罗娜也曾垂帘听政，专断于朝。
《中国才子》：2014年夏天您重走了丝路，实地感受了丝绸之路的魅力。丝绸之路我们通常把它理解为商贸之路，您怎么说是一条文化之路？
萧云儒：丝路之路我们常容易把它理解为商贸之路，因为它是以张骞出使西域知名的。其实丝绸之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条文化之路，因为丝绸之路在北暖温带的400毫米等雨线，这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我把它比喻成“挂在地球北半球脖子上的一串明珠”。在这些地方有两百多个世界文化遗产，占到世界文化遗产（600多个）的三分之一，这是人类生活与文化最集中的地方。从长安到罗马，正是在这条路上有了文化诉求之后，才形成的丝路。
这条文化之路，从汉代以后，它主要的体现就是宗教传播，也有歌舞传播，比如胡旋舞，但最主要的是宗教传播，在宗教传播中，成为世界范例的就是佛教传播，因为玄奘把佛教带入中土，翻译了很多宗卷，使得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全面改造了中国文化，佛教在印度本土反而衰落了，现在世界公认的佛教中心在中国，印度只有百分之几的人信佛教，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信印度教，这反映了中华文化包容融合的伟大力量。
《中国才子》：丝绸之路与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创造，中国历史的两大标志，您怎样认为？
萧云儒：自古以来，有两位巨人在北中国大地上疾步西行。一位从北纬40°的山海关出发，它的名字叫万里长城；一位从北纬34°半的长安城出发，它的名字叫丝绸之路。它们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夸父，在不同的空间沿着两条平行线，逶迤西去。丝绸之路与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创造，中国历史的两大标志。它们西行到了甘肃河西走廊，一位稍稍偏北，一位稍稍偏南，蜿蜒的足迹渐渐形成一个美丽的夹角，终于在嘉峪关有了一个华丽的交汇，碰撞出耀目的火花。“嘉峪”，匈奴语意为“美好的峡谷”。是的，它虚谷以待，在自己的怀抱中举行了两大文明成果壮丽的合龙仪式。张骞与霍去病，这两位几乎处在同一时代的夸父，作为丝路与长城的形象代言人，在嘉峪关下长揖相会，击节而歌。
秦长城在嘉峪关终止了它的旅途，汉长城继续前行入疆，而丝路则远走异国，把中国人的目光带到中亚、西亚、中欧、南欧，带向世界更广阔的天地。中华文化从此有如涨潮的海，无声的波，融进了世界的交响。
《中国才子》：您怎样看待丝路和长城的区别？
萧云儒：丝路是融入，让中国融入世界，让世界融入中国。长城是坚守，坚守世界格局中的本民族质地。丝路是开放发展，长城是对开放发展成果的保卫，而又正是丝路的开放发展，支撑了长城的坚不可摧。长城是战争的产物，丝路是和平的引言。长城以武力争斗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所以让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出击，所以在长安通向北方的路上，给我们留下了络绎不绝的拴马桩和烽火台。丝路则已经在探索以友谊、以商业、以文化交流，以政治结盟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新路径，所以派使臣张骞、班超出行。这样便有了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等中华文明的西行，有了胡椒、番石榴、胡乐舞的东渡。张骞成为我国有史可查的第一代外交家和对外商贸、文化交流的使者。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那是期许中华民族永远以博大的眼光和胸怀去看待世界吧。
对入侵者出铁拳还击，对朋友伸双手拥抱——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气度。刘彻则将其提升为“以战合纵，以和连横”的国家战略。长城更以自己的防御功能宣示，中国人若动干戈，从来不轻易出拳，从来都立足防卫。丝路则宣示了我们结谊天下的主动性，我们愿意先伸出双手去拥抱朋友——这便是“长城”和“丝路”昭告世界的中国传统。
（注：本文经萧云儒本人于2015年2月审阅修正）
编后语：
1992年1月，萧云儒在一篇名为《母亲——自序<民族文化结构论>》的文章中，催人泪下地描写了母子间的深情：“半岁丧父，亦无兄弟姐妹，母亲终身守寡，将我拉扯大。我与她，她与我，都是唯一的，独有的。她携着我，我搀着她，脚印交织在人生路上。”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辅导资料。
《时代人物》2012年度中国绅士榜萧云儒入榜，在为萧云儒颁奖时，主办方的颁奖词为：“他把一生的热血与激情洒在了西部大地上，在七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把学养、善良、文明理念和社会担当身体力行地统一为一体，浇灌出西部文化的奇葩硕果。”
2014年7月萧云儒在夫人李秀芳教授的母校西安交通大学以自己劳动所得捐资100万元设立“萧云儒人文社科发展奖励基金”， 旨在激励人文学院品学兼优、综合素质优异的优秀学子和学术精进、成果突出的教师。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陕西日报》文化版于2010年2月28日以一整版篇幅发表长篇通讯《江南云儒西部放歌》，全面报到了萧云儒的人生轨道。全文介绍了萧云儒自江南小城到南昌再到北京的读书历程，详细述评了萧云儒在西安扎根半世纪，从记者走向文化学者的拼搏经历。还引用了京华著名评论家雷达的评论，“他不仅属于陕西，而且属于全国，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大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是新时期以来给文坛留下过深刻印象的评论家。”
萧云儒，用他的真诚和才华书写着时代，也书写着他自己缤纷多彩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