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博士评价【好制度办大事】

国土规划、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三峡大坝为什么非拆不可。

1986年胡耀邦与赵紫阳在位，政协官员坚决反对国务院自己说了算；要求必须做好三峡大坝工程的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央当局接受了，并成立可行性的班子，分14个小组。“从我来看，报告写得还不错。报告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但领导小组很不满意，说这么写不行。”

生态与环境专业这个组，都是当时中国很有名且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是论证里人最多的一个组。组长马世骏、顾问侯学煜都是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生态环境领域的领军人物。

马世骏较会做官。既然领导不满意，他就在结论后面加上一句：但是很多不利的东西，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可侯学煜先生不同意，说不能这么加。“因为我们现在知识还不够，都不知道它的影响有多深刻？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影响都不清楚，怎么能提出措施来减少这个影响呢？说这半句不行。”

“弊大于利”是主要部分，后加的是领导要求。所以其余大家都在报告上签了，报告就这样交了上去。侯学煜是个书生、老学究，没签；小组中，北大教授陈昌笃是侯学煜的学生，也没签。就因为没签，之后，这2人都没当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讲开了，中国这个三峡工程论证是一个改变了中国整个治国理念的一个工程。”

王维洛指出，参加这项工程论证的四百多名专家，当中签了名的，他认识的至少有40多人最后当上了院士，不认识的还不知有多少。“没签的比他们签的都要好得多，都很厉害，一个也没有当上院士。不签字就没有这个机会！”“中国的文人、读书人都喜欢名和利，院士则是大家所向往的，永远不退休，几乎是部长级待遇。所以，要说大陆的教授、科学家们，他们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很不着边呢？他要说话着边，他名、利两者都没有了。”

1991年8月，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估这份报告原已将要通过。在最后的会议上却突然称报告提纲没经过审批。王维洛说，当局找了个没有理由的理由，于是报告重做。之后，从拟提纲、写报告到环保局批准分别用了2个月时间。最后通过的报告结果：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的结论“弊大于利”被改成“利大于弊”。写这份报告只用2个月时间，不可能重新调查，而在同样的数据基础上，不可能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是违法、可笑的程序。

王说，他找到了这份报告，发现其中的技巧。“这次环境评估报告，把社会环境因素也都加进来。让自然环境这一块还是保持负的，还是弊大于利；在社会这一块让它来个大大的正数，就弄出一个‘利大于弊’。窜改了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评估报告的定义。”

国家环保局先请55位专家读过这个报告。“这55个专家哪一个专家读过这份报告？如果是有良心的、真正读过这份报告的学者，会马上把它给扔回去。但是，真不知道到底是知识分子骗政治家？还是政治家愿意被知识分子骗！”这份报告通过了。

“自从三峡工程做了这个工程对环境的影响评估报告以后，中国所有工程做对环境的影响评估，都有这么一份报告；最后的结论都是利大于弊，都照着它这么做。就业、经济发展、GDP，都一起往这个大马杓里烩。”王维洛指出。

中国的生态怎么变坏的？谁也说不出来。王维洛进一步指出，因为每个变坏的都有这个报告“利大于弊”。一个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通过三峡工程可以看到当局是怎么治理这个国家的；这是一个决策过程。

王维洛说：“如果决策过程里都可以这么造假！这么明目张胆地把‘弊大于利’改做‘利大于弊’”，“我们中国还是国吗？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传统到哪去了？知识分子撒谎、政治家撒谎、全民撒谎，撒的还都有道理！做得冠冕堂皇！”“如果中国的大事在决策过程中，可以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来更改，那我们中国真不是个国了。不用‘厉害了’。这是一个违反基本原则的事情。”王维洛指出，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狡猾及堕落，导致了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

另外，三峡工程最主要负责人张光斗曾说，不说假话我做不到，但是我尽量少说假话。王维洛分析，但能知道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吗？1992年三峡工程批准时，总造价是570个亿，最后完工时到2千2百个亿。而在约2000年时，张光斗跟中央领导说，三峡上马后，解决库区水污染要3000亿。

“他说的这句话是真话？假话？他要知道水污染处理比造三峡大坝都贵，造那个干什么？对不对！人只要用脑袋想，就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这么简单的算术，中国领导人他比不出来！”中国的史书将会记录三峡工程这个错误决策和让决策者十分丢人的过程。要恢复长江生态环境[嘘]唯有拆除三峡大坝 王维洛最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