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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79年，也就是北宋元丰二年，阳春三月，43岁的苏轼接到中央组织部调令，由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即刻赴任。

        这是一次正常的平级调动。干部轮岗交流制度古已有之，不仅是为了锻炼队伍，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也体现了朝廷对广大干部的爱护，在一个地方干太久的话，容易出问题对不对。

        依照惯例，这个时候，轮岗官员需要给皇帝写一份报告，大概内容就是表个态，感谢领导信任，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自己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离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不足，今后一定加强学习，紧紧围绕在皇帝周围，提高政治意识，提高业务能力，在宋神宗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岗位上创造更大的成绩，为振兴大宋王朝作出新的贡献……吧啦吧啦诸如此类的套话。

        公文嘛，大家都是这么写的。

        但苏轼就不一样了，享誉全国的文坛领袖，大宋朝第一支笔，豪放派诗词开创者，散文唐宋八大家，写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

        很快，一篇文采飞扬的《湖州谢上表》，递交到了神宗皇帝的手上。

        让苏轼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篇文章，无意间闯下杀身之祸，拉开了“乌台诗案”的序幕，让自己身陷牢狱之灾，差一点儿丢了性命。

1

  因言获罪

        《湖州谢上表》洋洋洒洒三百余字，皇帝一口气读完，忍不住赞叹：“牛逼！苏爱卿果然有学问，文章辞藻华丽，字字珠玑。来来来，复印50份发下去，各位大臣你们都好好学学，看看人家这文笔，再看看你们写的那玩意儿，简直就是屎。”

        满朝文武灰头土脸，人手一份苏轼范文，现场学习。

        看着看着，一个叫何正臣的监察御史站出来了：“不对呀陛下，这文章有问题呀！”

        宋神宗问：“咋了，发现错别字了？”

        何正臣说：“不是，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有问题，您琢磨琢磨这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是啥意思？啥叫新进？啥叫生事？这分明是对陛下推行的新政不满啊，冷嘲热讽，辱骂朝廷，妄议中央，这是资产阶级大毒草，彻头彻尾的反动文章！要开历史倒车，阴谋复辟呀！”

        一句话戳到了皇帝的痛处。

        当时，宋神宗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正大力推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改革遇到了巨大阻力，以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保守派坚决抵制，朝廷内形成新旧两党之争，各不相让。

        而苏轼，恰恰是保守派一方，平时就对新政颇有微词。正因为与变法派水火不容，不久前才自请离京，到地方上任职。

        平心而论，这篇《湖州谢上表》，苏轼在字里行间，确实有对变法新政的不满情绪。

        但仅凭这一两句话就降罪于苏轼，显然难以服众。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等变法派趁热打铁，纷纷站出来举报苏轼：恃才自傲，在诗词文章中多次妄议新政，抹黑朝廷，诋毁领袖，国家但凡出点事儿，他就在一边煽风点火瞎哔哔，热衷于传播负能量，这种人，不给他点教训怎么行，“正宜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这些行为无疑是神宗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在变法派的弹劾下，宋神宗授意御史台，秘密成立苏轼专案组，彻底清查其反动言论和政治背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很快，专案组就在苏轼诗词中搜集到了一大堆妄议变法的证据。比如：

讥讽青苗法：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

讥讽均输法盐禁：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

讥讽农田水利法：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

讥讽取士法课试郡吏：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

诸如此类讥讽新政的诗词比比皆是，最恶毒的是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皇帝陛下犹如飞龙在天，洞察秋毫，你却说唯有地下的蛰龙才知道，居心何在？不臣之意昭然若揭，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调查材料最后总结道：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这样的狂妄大胆之徒，前所未有，必须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宋神宗看罢，龙颜大怒，当即派钦差大臣赶赴湖州，缉拿苏轼。

2

  生死之争

        事先就得到消息的苏轼知道自己因言获罪，闯下弥天大祸，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见到钦差，只提了一个要求：

        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临死前让我回家跟家人见最后一面，道个别吧。

        钦差大臣说：“没那么严重啊苏老师，一切还没有定论，只是因为一些事情，需要您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当然这都是场面上的话，苏轼心里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为了不连累家人和朋友，同时免受皮肉之苦，在途径扬州江面和太湖时，两次欲投水自尽。

        御史台，中央最高行政监察及司法机关，也叫乌台，办案人员在这里对苏轼进行了连续突审。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唯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才能重新做人，在强大的政策攻心下，苏轼彻底崩溃，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御史台立即向皇帝汇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呈上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和悔过书。

        铁证如山，接下来，围绕如何处置苏轼的问题，朝野上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御史中丞李定等变法派主张对苏轼处以极刑。

        为啥要判这么重？

        因为苏轼所犯虽然只是言辞之罪，但其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力巨大，“妖言惑众，诽谤朝政”，造成的后果极其恶劣，必须从重从快，杀一儆百，以此打击社会上那些在政治上思想上不与朝廷保持一致的反动文人的嚣张气焰：

        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

        此言一出，朝野震惊。文武百官纷纷上书，刀下留人之声不绝于耳，甚至连变法派中的有识之士都站出来劝谏神宗皇帝，不可因言论不当而诛杀大臣。

宰相吴充说：

        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曹操能容得下击鼓骂曹的祢衡，您为啥容不下苏轼呢？

曹太后说：

        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苏轼兄弟俩都是宰相之才，能说杀就杀吗？

        到最后，就连苏轼的政治对手，已经退居二线的变法领导小组组长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哪有太平盛世诛杀才子的道理？万万使不得。

        本无杀心的神宗皇帝当即送了个顺水人情给王安石：“以公一言而决。”就听你的吧，从轻发落，对苏轼免于刑事处罚，只给予朝内行政纪律处分。

        苏轼在狱中关了整整130天，以为难逃一死，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连后事都安排好了。

        万万没想到，年终岁末，喜讯传来，伟大的神宗皇帝宽厚仁慈，法外开恩，仅对苏轼做了如下处理决定：朝内严重警告，记行政大过一次，下放到偏远落后地区挂职，职务由正省级降为副处级，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是湖北省黄冈县武装部副部长。且“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不但没有签字权，还要受地方长官的约束，不得擅自离境。相当于在基层挂了个没有实权的虚职，接受监督，以观后效。

        苏辙、司马光、黄庭坚等39名与此案有牵连的官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终结。

3

  免死金牌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想置人于死地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历史上因“文字狱”而丢掉性命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样是因言获罪，为什么苏轼能逃过此劫？

        除了文武百官劝谏力保，社会舆论压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儿必须表扬一下我们大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临终前为后世立下了铁律：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瀍河夹马营，本是一介武夫，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为宋朝开国皇帝。虽然自己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太祖皇帝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对喜欢发牢骚提意见议论朝政的知识分子，颇为宽容。

         自古忠言逆耳，谁不喜欢听好话？为了防止后代帝王打压不同意见，阻塞言论，宋太祖专门定下这条遗训，刻于石碑之上。“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相当于给广大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意见者的一块免死金牌。

        宋神宗也不敢违背祖训，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杀掉苏轼，只想借机震慑一下那些不听话、不支持变法的官员和文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臣为苏轼求情，甚至连他的政敌都站出来劝谏力保？

        除了苏轼才学过人，自有其人格魅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唇亡齿寒。

        今天能杀苏轼，明天也能杀其他持不同意见者，一旦开了这个头，往后朝堂之上，市井民间，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谁特么还敢再说话？！

        所以，对赵匡胤的这项决定，后世给予高度评价。范仲淹说：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理学家程颐也有类似的言论：

        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我大宋朝各项事业取得迅猛发展，特别是经济之发达，简直让人瞠目结舌，人均GDP高达2280美元，占全世界的65%（还有人说80%），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比现在的美国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宋朝文人社会地位极高，收入有保障，无后顾之忧，官方文艺审查尺度宽泛，广大知识分子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宋代文化艺术的天空群星璀璨，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不可否认，这与宋朝历代皇帝都始终不渝执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基本国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正是由于舆论环境相对宽松，苏轼的性命才得以保全。而社会内部的稳定和谐，也使得大宋王朝在外患不断的情况下，仍延续300年之久，书写了华夏民族荣耀一时的辉煌篇章。

        公元1082年，也就是“乌台诗案”后的第三年，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在黄州城外的赤壁古战场写下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来源网络    原创： 孙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