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名校清华大学诞生于1911年，依托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而建立，因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而得名。
那么，庚子赔款的数额为何是4亿5千万两白银？美国人为何会同意退回部分赔款，并用来在中国办学？美国又为何不自己出面，而是要交给中国人来办呢？在招生问题上，清廷外务部和学部发生过怎样的分歧？清华园是如何成为今天清华大学的校址的？清华学堂第一次停课又因何而起？本期为您讲述：“庚子赔款”赔出的百年名校。
首批庚子赔款生
公元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这一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中国山河，攻入北京。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留下了屈辱的一页。
1901年６月，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从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 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是４亿５千多万人，所以赔款的数额其实带有侮辱的意味，用八国联军中某位人士的话说，就是每个中国人分摊一两银子，以示惩戒。
美国从《庚子赔款》中分得白银3290多万两，合美元2440余万元。在《庚子赔款》的文书中，中国到底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进行赔付，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而在1904年以前，中国每年对各国的赔款，都是用银子；可是到了1904年，相关国家与清政府产生了异议。有些国家提出要用黄金来赔款。因为金贵银贱，中国用白银赔款对中国来说比较合算。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原本支持中国用白银支付赔偿，但后来却变卦了。为此，当时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于1904年12月上旬拜访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希望说服美国改变态度。谁也没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会见，为日后清华大学的兴办提供了契机。
梁诚
在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会谈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先是慷慨陈词，他告诉海约翰，如果美国允许中国用白银赔偿，那么中国还可以以美国为例，来说服其他列强也同意用白银，但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动摇，那中国就只能改用黄金来赔付全部的《庚子赔款》了。那无疑是给已经不堪重负的中国人民再度增加沉重的负担，势必会让中国老百姓更加仇恨洋人，并且可能会引起政治动乱，其结果恐怕也是列强不愿意看到的。据文献记载，海约翰听了这番话后，颇为动容，沉默良久，然后慢慢地说了一句话：“庚子赔案实属赔偿过多！”
这是一条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表达过的信息，立刻被敏感的梁诚捕捉到了。海约翰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呢，这背后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原来，此时美国政府已发现，有关部门在上报1900年庚子之变的美方损失时，存在着夸大其词的情况。此时，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问题了。而是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要求美国退还不实赔款。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最终促使美国议会在1908年通过退款决议。
1905年的４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与梁诚就退款的问题，曾经有过一次重要谈话。柔克义当时委婉地转达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愿意向中国退还部分赔款的意向。但同时向梁诚提出了一个问题：“清政府为偿还‘庚子赔款’采取了在民间摊派的做法，如果美国退回部分赔款，退款是还给民间呢，还是移作别用？”
柔克义这番话有干预中国内政之嫌，但“弱国无外交”，早已洞悉美国希望中方拿这笔退款来办学的梁诚，立刻致电清廷外务部，要求他们告诉美国政府，清政府拟将把退款广泛地用于开办学堂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那么，美国人为什么想用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呢？
梁诚与海约翰
原来，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开始认识到，武装镇压会更加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而且，19世纪末期美国国内的排华浪潮，曾在中国人民当中引起过强烈反响。1905年，中国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上海等许多通商城市各阶层人民纷纷抵制美货，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锐减，美国在中国的市场受到沉重打击。
如何才能改善美国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呢？一些美国人提出，只有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才能改变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态度。一位叫斯密士的在华美国传教士1906年返回美国，就鼓动美国向中国“退款办学”，并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鉴于当时中国留学生去欧洲和日本的比去美国的多得多， 仅1905年和1906年两年，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就达8000多人。詹姆士认为这将给欧洲和日本带来更多更大的利益，而不利于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能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领袖”。
在这里，人们不禁还要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美国不省事省力地自己出面在中国办学，而要“绕一个圈子”交给中国人来办呢？
梁诚出使美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有难言之隐。自1877年至1900年间，美国曾在中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但是，当时清政府各省咨议局规定，官立学堂的毕业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教会学校毕业生则没有这个资格。因此美国官员感到，“教会学校”从未得到中国官僚阶层的支持。而它的毕业生极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的机会，更不要说获得重要的位置了。因此，美国为给由它出资培养的学生开辟仕途，并借此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同意由中国人出面办学。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退款议案。7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务部，声称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中除去所谓“实应赔偿”的部分外，剩余的1078万余美元，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自此，中美有关退款问题的谈判告一段落。
1908年10月28日，在就退款问题达成协议后5个月，清政府和美国政府联合草拟了中国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规程规定：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４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５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规程规定，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须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 ，在北京由清朝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
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在北京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直接留美。在630名考生中仅录取了47人。这批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梅贻琦、金邦正，还有后来著名的化学家张子高、著名生物学家秉志等。1909年10月，这47人赴美留学，他们是清华历史上第一批留美生。
继招考了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后，1910年，游美学务处在400余名考生中考选赵元任、竺可桢等70人为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这其中还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胡适。第一、二批学生未能完成预定每年100名的计划，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在招生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外务部主张招收16岁以下的幼童，从小送到美国培养，称若不如此，学生无法真正精通英语；学部则坚持招收30岁以上的学生，并列数年纪太小出国的弊端，称这种人“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评阅考卷时，外务部所取的英文第一名，在学部一分未得；而学部所取的第一名，在外务部受到同样的待遇。
于是有了折中方案，游美学务处专设留美预备学校，以便在国内对拟派留学生进行有计划的培训。这样，清廷内务府将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校址。
清华园与北京的西山等名胜相距咫尺，环境清雅，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赞扬清华园说“在那里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是一处非常理想的读书之地。清华园在清朝时为皇家园林，是号称“圆明五园”的御园的一部分。道光年间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熙春园，西部改称近春园；咸丰年间又将东部改名为清华园。到1913年春，清华学校呈请民国政府，将西部的近春园及其周边并入校园共680余亩，至此两园合为一，而今泛指为清华园。
从1909至1911年间，游美学务处在清华园修建了校门、清华学堂大楼西部、二院、三院、同方部等一批建筑。其中最早的校门已经成为清华园中一处著名景观，俗称“二校门”。
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留美预备学校迁入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被正式定名为“清华学堂”。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学堂设正副监督3人，职权相当于现在的正副校长。第一任学堂正副监督分别由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分别兼任。
同月颁布的《清华学堂章程》规定，清华学堂高等科与中等科各4年。“高等科注重专门教育，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其学时为四学年，后改为三学年，中等科为高等科的预备阶段。
1911年3月，有468名清华学堂的学生参加了入学复试，全部合格入学，其中五分之三被编入中等科，其余入高等科学习，成为清华最早的一批学生。他们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如侯德榜、金岳霖、戴芳澜等。
清华学堂虽然在教学上号称“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但在行政管理上还是封建王朝的一套。当时，清华校名的全称是“帝国清华学堂”，入学考试时，学堂正监督周自齐穿着清朝官服高坐堂上，旁边考试官按省籍唱名：“浙江听点”、“江苏听点”……周自齐就用朱笔点名，十足的科举考场习气。
开学之日，学堂正副监督周自齐、范源濂率众学生在礼堂向“皇帝万岁万万岁”牌行三跪九叩礼。有学生为逃避此仪式，前一日已预先告假，或诈称腹痛，或假言发热等等，不一而足。
清华学堂一开始就树立了严谨的学风，无论是教学还是生活上都要求十分严格。入学堂不久即行甄选和筛汰学生，有未通过甄别考试被退学者，有假满未回到学堂上学被开除者。学生在清华是幸运的，在学习及设备上、在住宿和生活上都享受着较为优越的条件。学生入学后所花费用不多，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全免，清华学堂的学生在衣着方面比较朴素，大都是长衫布袜。由于清华远处城郊，加上学校斋务处的严管，所以清华学堂的学生在生活上比较循规蹈矩，养成了简朴的风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举国震动。当时在清华学堂求学，后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先驱的吴宓在其日记中纪录了当时的情景：“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令人惊惶异常。现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以故一切详情难得确知。”
不过，清政府的戒严、封锁，非但没有稳定人心，反而适得其反，为各种传言提供温床，让市民更加惶恐不安。
那一年，清华学堂原定10月16日新学期开学，因为辛亥革命，外事紧急，清政府学部及外务部大臣都临时决定不能参加，开学仪式暂缓举行。这无疑更为学堂增加了紧张气氛，大量学生开始自行离校回家。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挪用这一年“退还”的庚子赔款去弥补军费的不足，清华学堂的经费来源断绝。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1911年11月8日晚8时，校方宣布将学堂暂行解散。并将学堂仅余的一点存款，分给学生作为返乡的旅费。11月9日起，清华学堂停课。
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局势刚一稳定，清华学堂即在各大报纸发布通告，宣布重新开学。1912年5月1日，停课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返校学生仅有360人。
1912年1月，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将监督改称“校长”，唐国安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周诒春接张伯苓兼任清华教务长。自此，进入清华学校时期，前后17年，至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当年，美国人“退款办学”，显然意在收买人心，施加其在中国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退款办学也为大批中国有志青年提供了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由“退款办学”建立的清华学堂，曾被称作“赔款学校”。早年，清华学生也称清华为“国耻纪念碑”。然而，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
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与责任意识，形成了清华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激发一代代清华学子将自己命运与祖国、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华大学最终发展成为一所具有爱国传统、为国家兴盛和科技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