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发，男，甘肃榆中县连搭村人，生于1946年，大专文化。《金桥路漫》是张大发先生对于三年大饥荒时期“通渭问题”的一个调查报告结集。在5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通渭因饥饿及其相关因素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达到了全县人口28万人的约三分之一，并因群众上告震惊了当时中央高层领导，成为在全国极具代表性的“通渭问题”。
在通渭工作多年，并在后来参与主持编写新《通渭县志》的张大发先生，2005年通过定西市作家协会内部出版了他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的诸多社会调查报告的结集《金桥路漫》，深刻揭示了当年在一个县的范围内的三年大饥荒这一人祸灾难的惨烈和沉重。此书一出，立刻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给作者致信，表示对于作者和此书的高度支持和赞赏。由于此书印数不多，早就索罄，在海内外人士的不断要求下，张大发先生最近几年又不断深入群众和社会各界，对“通渭问题”的真实历史做了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将原书40多万字扩充增加到了60多万字。
几经修改十年苦耕，2005年，<<金桥路漫>>第一版，43万字出版了，在当地群众中反映强烈，纷纷给作者谈感想提建议提供更多更详进的素材。2009年又自费出版了第二版，73万字。前后写了20年，几番增删多次修改。两次共计四千册，先后为出书花费近20万元人民币。可是书出来后，除了小部分出售后，大部分由张大发送给了自己的老师同学同事当地老乡等。
「书名最初叫<<触摸伤痛的岁月>>，后来改为<<金桥路慢>>，有两个意思，一，所谓「金桥”即「金水桥”，指乡魂北京告状的漫漫之途。二，更为重要指在人民公社这座「金桥”上走过的漫漫之路。1958年康生有一首红边中华大地的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乐园，人民公社是阶梯，我们建造通天梯，步步攀登上天堂。’”
多少冤魂目未瞑，庙堂犹有赞歌听。
洪恩饿殍三千万，不愧人民大救星。
七月初，在汗流浃背的炎炎夏阳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庆嘹亮的红歌声中，笔者逆流而上，“率领”当年的逃荒团队，包括笔者的母亲、舅舅、远房 老姑一行四人回到了甘肃省秦安县拜亲祭祖。几天后，笔者身背简单行李一人上路，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通渭县。
中国书画之乡 拜见当代顾炎武
通渭看上去要比落后的秦安还要差一些，因为首先看不到修建的富丽堂皇的县政府办公大楼。走近县城中心，就看见中心广场中间一个鲜红的雕塑，琢磨半天，才发现是一个草书的「书」字，下面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的题字“中国书画之乡”石刻，花园里更有东汉著名夫妻诗人秦嘉、徐淑你读我写琴瑟相谐的汉白玉雕像。在寻找住处之途上沿街行走，三步五步，就会看见一家画廊或者书画糊裱铺店，出售国画和书法作品，穆斯林牛肉面店上面就是丹青阁。使得街道上不但散发着小饭店的牛肉汤香，散发着正上市的桃杏香，更是散发着民间文化的墨香书香和纸香。据说，全县这样的书画店有几百家，全县的大小书画家有两千余人。可谓「放下锄头，拿起笔头」。
笔者站立在车来人往一片繁忙的街头，突然恍若置身在梦境，不尽要问：这么风雅斯文保留 笔耕遗风的人们，他们的前辈怎么会曾吃慷咽菜啃树皮咬树枝，甚至吃死人吃自己的孩子？小学生打着太阳伞上学的路，店家忙碌着摆放货的地方，一座座新公寓楼下面埋有多少白骨怨魂？
在宾馆登记后，刚洗完脸，临行前通过电话的张大发先生就敲起了门。门口站立着一位头发花白笑容可掬，身材高而不大，瘦而不弱，一身书卷气的西北汉子。他穿着整齐，却很不讲究，来见万里来访的「客人」，皮鞋上的灰足有一年没擦。他就是张大发，他写出厚厚上下两册，洋洋70万字，耗时15年，走遍通渭，访人无数，杜鹃泣血般写成《金桥路漫》的作者。
午饭祭饿魂 种种为什么
张大发带领笔者来到通渭最好的一家火锅餐厅，举起一杯清茶，先祭奠那些1960年无辜被饿死的饥魂怨鬼。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的责任就是替他们说话为他们申冤，写下他们恐怖经历的感受和惨无人道的遭遇，写下文字留给后人。
“什么使你有了动笔写的念头？闯这个禁区？”
“有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张大发放下筷子，点起了烟卷。“我那时候20出头，在乡下当老师着呢，一个月工资30多块，住和吃在一个房子里，没门没窗，条件很差。国家给的粮，有时候做好一锅饭吃了第一碗吃不上第二碗，都让老鼠给吃掉了。那时候也很活跃，喜爱文艺，红色青年，天天高唱‘东方红，太阳升’。领上学生娃娃跳忠字舞，不觉得苦。经常遇到学生的家长，熟悉了，人家就偷偷指着人悄悄说：‘这个婆娘是吃过死娃娃肉的。’‘那个老汉是吃过屎的。’‘有个队长是专门拉着车往外面倒死人的。’对我震动很大，我就想了解，那几年的通渭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死了多少人？咋死的？”
“我听说红旗公社那地方的死人就是一车车拉出去往沟里倒，像死猫野老鼠一样。我一打问，那个老队长说：‘就是我倒的，不倒怎么办？有的家连倒死人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是队长不倒睡倒？’一个大队就饿死了一千多人，像到垃圾一样往沟里倒。那队长现在还活着呢。”
“你怎么敢写呢？谁都知道，中国人向来是爱整治文人的。”
“这些我都知道。我刚开始也没想到写，我是搞县志工作的的，有这个便利，就想给县志留些东西，以后供人们研究这段历史用。有一天走在马路上，认识的人就招招手让我过去，‘过来，过来，你这个县志办副主任，咱们通渭1960死了七、八万人，你不好好写写，你是干啥吃的？’把我给骂灵醒了。”
“我从1990年开始动手，到乡下采访，找当事人采访。刚开始采访都是拉上窗帘，偷偷地，不照相不录影，害怕留下证据。写好的东西都锁在抽屉里，不敢给人看，害怕惹祸。后来遇到天津作家扬显惠，就是写《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的那个作家，他就鼓励我写，写好了发表出来。我说还是有点害怕，他就说：‘怕什么？你都快60了，还能再蹦达几天？到时候，不是你求县长，你县长要上门巴结你呢。’ ”
2000年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来通渭采访，张大发请教杨继绳该不该写，如何写？得到莫大的鼓励，说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赶紧抢救。杨继绳2005年又来到通渭，此时张大发《金桥路漫》已经完成初稿。
家家饿死人 都能写本书
“那几年家里不死人，死的少的不是队里的干部，就是会计，饲养员也好一点，从麦草堆里簸出来些麦粒粒，拿回家用石窝窝捣一捣，烧些清汤糊糊，就饿不死。一个媳妇，男人在水利工地上回不来，家里啥都没有得吃，就一边奶给儿子吃，一边奶给阿公吃，用奶水救活了爷孙，自己却没能活下来。在食堂给干部做饭的婆娘，手都舍不得洗，回家洗下来给家里人喝面汤。还有撑死的，国家救命粮来了，许多人生着吃，饿荒了，一下吃多了，撑死了一些人。吃了人的人还理直气壮地很，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啦，不吃人早死了。我们的老百姓要求底得很，就想好好种地，能吃饱个饭。”
张大发如数家珍，给笔者讲述他多次到乡下采访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实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事人，当事人的几个孩子我都采访过。不说出来都不会有人相信，人间会发生这样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有这么善良的百姓。”张大发先生深深抽一口烟讲起来，施家河的故事在袅袅的烟雾中沉重而出：
1959年，施家河经历了一场历史罕见的大灾难，人称其为“五九奇荒”。1957年天旱歉收，1968年风调雨顺。但是人们不争气，都跑东跑西大炼钢铁，修洮河，搞会战，好好的庄稼收不回来，烂在地里小河两边的榆树皮被剥光了，其他树砍了挖了拿回家当柴烧____煮榆树皮每当夜生深人静的时候，就有人揣上斧头刀子，提上篮子，到河滩上向那些死尸烂骨头要饭吃。
女人就叫花，男人就叫贵吧。解放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就叫解放，后来又有了一儿一女。家里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每到三个孩子熟睡时，花就轻轻摇起解放，给他喂两口，还叮嘱不要让弟弟妹妹知道。先是女儿饿死了，后来小儿子也饿死了。贵知道，却说：“你做的对着呢。”
“往包头跑，听说那里好一点，能跑一个算一个，你先带上解放跑，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咱家这条命根子。”村里天天都饿死人了，贵劝花跑，怕全家跑被人逮住一个也跑不了，自己有机会了再去找他们娘俩。“你就先讨要着，说不定会遇到好人的，比如有没了女人要讨老婆的，只要他不嫌弃咱，你就跟着去，这样你娘俩不就有安身的方了嘛。”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一个男人不会说出这种混帐话。
可是花一个没出过门没文化的女人，一听宝鸡有个宝字就带着解放挤上去了，娘俩一路要饭一路风餐露宿来到了宝鸡。当然等不来自己的男人贵，也不敢往家写信联系。后来要饭要到了一户人家，给他们母子吃了一顿热乎饭，洗了把脸。就给花介绍了一个老单身男人福，“一则你有个归宿，儿则也有人帮你拉扯孩子。”人生地不熟，没吃没喝，花答应了。“只要我这孩子有命饿不死。”吃了一碗面就算结婚了，光棍汉讨个要饭的，刚好。
两年过去了，花为福生了两个孩子。福四十得子，乐得合不拢嘴，对花、解放和两个孩子都爱宠有加，可是花始终都在思念着贵，不知是生是死，人在哪里？常常做着活就哭起来。
“你联系他呀，如果他还活着，让他来宝鸡，他要领你们回去，我马上送你们走，必定你们是结发夫妻，你给我生了一对儿女，我知足了。贵哥来了，我就还人，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
贵还真被他们找到了，他逃出施家河到包头，一直在一家工厂当临时工，几年来，到处打听四处托人，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寻找自己的妻儿。收到解放来信后，他立即买了些东西，坐火车直奔宝鸡。
“娃他大，你活着呀！”花见到贵一下子就不省人事了，贵和福将她放在炕上，一边一个握着她的手安慰她，三个人都泪如泉涌泣不成声，这时，解放也回来了，“大！”扑进爸爸怀里，一家人哭成一团，哭成泪的江河泪的海洋。
福高兴的想办法买来肉买来酒，让花做好饭炒好菜给贵接风洗尘，哥俩好好地干了几盅，敞开心扉胡吐心肠。晚饭后，福对花和贵说：“你们夫妻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今晚你们住在一起，好好说说话，我去柴火房睡去。”
“不行，不行，大哥，她在你这里就是你的老婆，你是她的男人，你帮我养活了老婆和儿子，我一世做牛做马都感谢不了你。”贵死活不从。那一晚上，还是花和福睡在一起。
“哥，你住上几天，就带花和解放，女儿回去，给我留下儿子留个陪伴。花是你的妻子，也是我的老婆，是你的爱人，也是我的恩人。虽然我一千个一万个舍不得让她走，但我不是不知足的人，不通情达理的人。你们回去好好过日子，不要因为我，一吵嘴心里疙瘩的，你要对花好。你要打就使劲打我。”福跪地磕求贵，要贵对花好。
“你放心，你放心。”
离别的时候，几年恩爱夫妻，花和福哭做一团。吃住情同父子，解放和福哭作一团，全村人都跟着掉泪跟着哭。为了能让花一心一和贵过日子，福忍受煎熬下了恨心不再和花通信来往。1988年，贵因病不幸辞世，临终前留下遗言，“花，把我简单打发走后，去找福，你们相伴着好好共度晚年，人家是咱的救命恩人哪，救过咱的命哪！”
（撰写《金桥路漫》的20年间，张大发无数次地坐在民间的炕头上。）
边说故事 不觉泪水满眶
叙述完故事，张大发先生不觉声音哽咽泪水满眶，用纸巾沾着眼睛。虽然这次采访过去十几年了，这篇作品写完六七年了，可是说一边就是重新经历一遍。
“真希望有人拍成电影。那样的社会把人逼成那样，世界上就有这么善良的人，就有这么美好的人性，令人感动令人垂泪。”
“有时候，我也问自己，图了个啥，付出的时间精力车马费就不说了，常常风里雪里没吃没喝。第一次听老百姓说完，晚上就爬在炕头上写，一次就写下一万多字，写着写着就哭的写不下去，冷静一下，抽几口烟，再写。好多老人都是听说了，自己找着要一吐为快，说的鼻涕眼泪的。我当时听着哭写着哭，就是后来校对，也是看一遍哭一遍。”
“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或者说使命感，驱使你去写？我知道，写小说写诗歌都不是那么难，可是写这样一部纪实的作品，揭开解放后最黑暗的一面，直戳当政者痛处的作品，是需要胆识、胆量和文才的，还得吃苦耐劳，做好多好多奔波采访的工作。”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好好的想过，只是想写，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死过这么多无辜的生命。让我想想，如果回答我为什么要写？出发点是什么，其实就是同情老百性。我们的老百姓给我们种粮食吃种油吃，他们吃的是啥？是麸子是油渣。我得替那些没有文化的，都认为天生就该受穷苦的老百姓说话。”
“三年苦难时期”造成了成千上万农村饥荒遍野，至今却成了“被遗忘的章节”。为什么很少有人问津？不正是因为害怕政治运动？害怕祸及自己和家人？怕。但恰恰是很多人“害怕”，我才毫不害怕地选择了“害怕”——对“三年苦难时期”作更深刻的探究。换言之，为了让大家，让全民族，让共和国彻底走出政治的恐慌与磨难，自己“害怕”一下又有什么呢？”
民族需要集体反思 每个国人都应铭记
“你看现在党庆也好，国庆也好，只夸这三十年的成绩，不提前三十年的错误，有意谈化刻意隐瞒。这是不对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辨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任何文艺作品文学作品也不许触及这段历史，就是有时为了主题需要写一点，也是轻描淡写不疼不痒模糊带过，根本不能让我们今天的孩子知道那段历史的真相。我写《金桥路漫》不是控诉，也不是想给党抹黑，只想如实记录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想找出发生的原因。让人们记住历史的惨痛教训，让国家发展的更稳跟好，给后人流下研究这段历史的资料。让我们的孩子爱惜粮食，让我们每一个人尊重生命，多做些善事。”
《墓碑》八十万言，“甘肃不甘”占去3万5000言，其中通渭占去2万言。《金桥路漫》恰恰是将镜头焦距在通渭的个案上，追起本相究其原因。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走在路上就可能被人卸成八块。
在大饥荒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着实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说农民“藏一粒粮食，就是藏一颗原子弹。”要么不许说，说过去的就过去了。要么把罪责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这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中国人的这段历史错误，肯定和他老人家的极权思想狂妄作风分不开，但是整个党，几千万人有没有责任？
（作者：伊娃 本文2011年成文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