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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发布日期:2020-03-04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




2005年12月,作家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在香港公开大学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莫言获香港公开大学博士学位的演讲(2005年)




我看到“莫言博士”这几个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还被父亲痛骂一顿。“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谁知道过了四十年,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全场笑)


几个月前,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我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他说:“有这事吗?”然后,他又问我:“博士大还是县长大?”我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他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总之,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让我惶恐之至。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受之有愧。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全场笑)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


刚才校长阁下说,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膨胀的。


小的时候,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吃饭、穿衣都非常成问题。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无所谓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们村庄去,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那绝对是夸张。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只有在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才会有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邻居告诉我,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


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没有远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57年,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个大学生邻居,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他是中文系的,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对文学比较了解。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黑皮黑面的,一种是白皮白面的。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当然可以!”(全场笑)所以说,我最初关于文学、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


那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的文学,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在“文革”期间也被禁止了。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我们能读到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三突出”。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搞一支笔、几张纸都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当时,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不可以飘过来。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传单。我们那个地方离青岛比较近。到了春天,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会有从台湾飘来的气球带着宣传品在我们的头上降落。我们捡起来看,看到台湾的楼很漂亮,人穿得也很漂亮。当时如果有谁藏了这些传单不上交的话,就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但是通过这些飘过来的东西让我们也知道,台湾人生活得不像我们宣传的那么差。当然在刮西北风的时候,我们的气球也往台湾飘,也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给他们看。总而言之,我是在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社会的政治环境如此压抑的情况下出生长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的文学梦想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距甚远。


《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书我是通过帮人家干活、用东西交换等方式得到的。


看了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概念


我那时理解的小说,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把从村里借来的一些书看了以后,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文学的概念。

村庄里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比如我们村庄里就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换来的,有时候是帮人家干活,有时是用别的东西交换。


把村里这十几本书看完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当兵以后,我进了一个县里的图书馆,才发现原来如此多的书我还没有读过。那还只是一个县的图书馆,如果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图书馆,更会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时间都用来读书,也是读不完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


用莫言这个笔名是要告诫自己少说话


当然,刚才校长阁下也说,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如果因为我说实话,授予我荣誉博士的话,我倒认为当之无愧。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实际上是在一种双重话语里面。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在外面的时候,对着社会讲的,这都是假话、套话,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口号;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讲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讲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当然有时候到了十分极端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因为刚刚说了真话,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儿子跟父亲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了,搞不好父亲刚讲的真话马上被儿子出卖了。


村里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我的父亲也都慷慨激昂,用非常原始的诅咒的方式来进行革命。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也深切地感觉到,大人们都是戴着一副面具的。而小孩如果在外面敢于说真话,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十分饶舌,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这个小孩说话特别无边无垠,特别喜欢传话,特别喜欢对着人说话。后来我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四十一炮》,里面那个“炮孩子”就有我的影子。


因为我特别喜欢说话,也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我看过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人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说:“他们的楼特别好看。”这话可不得了,他们马上把我的父亲叫到大队的办公室,跟我父亲讲,你儿子今天都讲了什么了?当然我父亲回去之后马上就收拾我。


因为我喜欢说话,乱说话,确实让我的父母非常恼怒。他们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难道别人还会把你当成哑巴卖掉吗?如果再乱说,就找一根麻绳子把你的嘴巴缝起来。”后来我的姐姐也反对我,她说即使是用麻绳把他的嘴缝起来,从缝隙里也会漏出话来。


于是,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使用了一个笔名叫做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特别是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 。


不会为迎合某些读者而改变创作主张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所以我的小说发表以后,有的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丑的部分暴露得太过厉害,把社会上一些地方暴露得太真实了。对于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暴露人类灵魂丑恶的作品,他们觉得很受刺激。


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后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我不可能因为某些读者不喜欢我这样的写法,就改变我自己的文学主张。


当然,讲真话,也有多种多样的讲法。随着文学的发展,完全像18、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如实、真实地再现现实,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已经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有了这样难以超越的高峰,逼得后来的作家要另辟蹊径,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形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小说、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才有了卡夫卡,才有了法国的新小说派。


当然这些文学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并不是那么真实地表现。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形、夸张、扭曲恰好像放大镜一样,或者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更加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某些真实部分。我认为它并没有背离真实原则。


像我们的祖先山东的蒲松龄,他写妖、写鬼、写狐狸,看起来是夸张、变形、虚幻,但是他对社会的暴露,比那些写实的小说来得更深刻、集中。


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想象力来自于饥饿和恐惧


刚才校长阁下也说了,莫言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作家,小说的语言非常生动。关于想象力,我觉得我的想象力确实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说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全场笑)


人在饥饿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幻觉,当然这些幻觉都和食物有关系。所以统观我的作品,里面描写人对食物的幻想的章节有很多很多。写吃、喝的地方很多,写人身体的感觉、肉体的、感观的地方很多。


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当然我还是有思想的。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


好的小说应该像一条有人气的街一样,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气味,有各种各样的温度,让人仿佛置身其中。如果不把身体全部的感官调动起来,小说势必写得枯燥无味。


我的想象力来自于长期的饥饿。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我牵着两头牛,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牧。家太远,有时候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就带一点干粮,只有牛跟我在一起。我经常可以从牛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躺着看天上的白云;听鸟叫、听青草生长的声音;闻大地散发出的气味、各种各样的花草散发出的气味……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当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小时候的苦难生活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创作资源和财富。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小说,动用的还是我20岁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几岁以后的生活,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面的东西。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虽然离青岛很近,但它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比较封闭、落后的。这个地方离写《聊斋志异》的伟大作家的故乡,相隔大概两三百里。


我当年在乡村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讲很多有关鬼神的故事。我就想究竟是蒲松龄听了祖先说的那些鬼神的故事,把它写到书里去,还是我的祖先里面有文化的人读了聊斋再把故事转述给我呢?我搞不清楚。我想这两种状况可能都有。在这么一个神话鬼怪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死人,我们村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村周围是一片荒原,那时候没有电,我们村是1982年才通了电。没通电之前,只有煤油灯。煤油也是限量供应的,每年只有两斤,轻易是不会点灯的。


人一旦到了这种环境,特别是在夜晚,巨大的恐惧就产生了。你就感觉周围产生了各种各样神秘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你走到一棵大树下、走到河边、走到坟墓、走到胡同拐角的地方,都可能暗藏着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鬼怪。


我们小时候既怕又喜欢听这种故事,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害怕。经常是听完了故事,谁也不敢往家走。我的办法是一出门就高唱革命样板戏,大声吼叫。一进家门,我母亲就问:“你喊什么?”我说:“害怕。”


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 。


作家要千方百计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有大陆的批评家批评过我的语言。我的小说的语言非常庞杂,既有古典的书面语言,也有读西方的小说翻译过来的语言,更多的还是乡土语言。


我们山东话跟普通话比较接近。山东话里的很多土话土语如果把它们写到纸上,你会发现它们是很典雅的古语。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像风一样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肯定不说她特别漂亮,而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这都是些方言土语,但是把它写到小说里,就特别具有感染力。


我觉得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就必须符合普通话的原则,能够被大多数人读懂。如果像江浙、广东话、香港土语一样写到小说里去,那我们全不懂了。第一次来香港,我就发现香港带口字边的字特别多,看了半天满头雾水。(全场笑)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方言土语的问题。马悦然同志讲,巴金小说里的对话语言有很多四川话。我说,一个作家如果要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小说语言,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把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用方言土语来说,而是应该努力地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叙述语言,这样对汉语语言发展才会产生影响。好的作家,或者说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 。


丰富的文学资源隐藏在民间


我想任何一门艺术,包括文学,当它发展到一个极端需要变革的时候,无非是借助两种力量:一种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另外一种就是在民间寻找。


中国真正的文学,或者说能够跟世界对话的文学,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的文学,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我们所接触的西方小说比香港、台湾晚了整整20年。后来我到台湾去跟张大春、朱天心这些作家交流,发现他们在60年代读过的书,我们直到80年代才读到。大量阅读西方的小说,开阔了这批小说家的眼界。比如我当年读了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我觉得很遗憾,我们高密乡的很多神怪故事比拉丁美洲一点不差嘛!


到80年代中期,我觉悟到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我们必须远远地离开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写出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小说来。这就需要去民间寻找,在民间故事、口头传说、民间文化、民间口语里面寻找,所以说文学丰富的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这个民间,并不是指偏僻、荒凉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它是广义的、另类意义的民间。


西方的小说对我们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我们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来,形成的文学观念土崩瓦解,作家的思想真正得到解放。作家们从民间、个人的生活里汲取了创作资源,这才有了中国当今小说的现状,这才有了勉强可以让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翻译家)愿意翻译的小说……



莫言简介: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山东高密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上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他的《红高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之作,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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