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桦（作家）

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

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音乐家冼星海正在江上发动救亡歌咏运动，大江两岸人山人海，齐声高唱同一首歌《中国不会亡》。——我相信！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宿命地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寻，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为我的全部，成为我的未来。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

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进军淮海平原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车和我军大队人马并行。我问一位推车的农民大嫂：“你们小车上推的是什么？”“白面。”“你们家还有存粮吗？”“有，不在窖里。”“在哪儿？”“在地里。”“地里？什么庄稼？”“麦子。”

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国王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们的枪膛渐渐冷却下来，战争的硝烟在绝大部分领土上消失，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结果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

在那个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装舞会的戏谑。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思想库存里立刻一贫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顿时塌陷。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

由于难以忍受这种巨大的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战友狭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历史上的一种陋习，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师或众人指认为“琵琶鬼”，他随即就变成了一头活在人群中的猪狗，直至死。

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

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

我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就接受了下来，心安理得，毫无怨尤。

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在摄影棚做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来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才坐在门外等待晨光的。

又有很多年了，没有机会重访往日的居所，那里的门廊下依旧是丁香似雪么？——我相信！

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我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

“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

“文革”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我相信！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我原以为罹患阿茨海默症，就意味着在患者的意识里失去了过去，也失去了现在和未来。不会有欢乐，当然也就不会有痛苦。

不久，我发现，并非那样简单。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开始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是洗手间？”“什么是橙汁？”“什么是遥控器？”电视屏幕里在下雨，她会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会下太阳呢！”偶尔，她也会灵光一闪，小声责备自己：“是我的错，一定是我的错。”

许多朋友都知道，她是一个少见的淡泊名利的演员。以往的影戏剧照早已散失殆尽。近来她竟会反常地把一些从书报上剪下来的图片，摆进玻璃书橱里，虽然有时候甚至她连图片中的自己都不认识。

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十七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在父亲辞世的时候，战乱阻隔了回乡之路，未能和父亲诀别。

可以说，现在她已经生活在另一个陌生的空间了，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依然保留着一个贫困年代的“习惯”，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它称为“习惯”。那就是牙膏皮都可以换钱的年代，从地上拾起来的每一张破纸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来，她的“保险柜”就是自己的床。要是不帮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

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白桦（1930年—2019年1月15日），原名陈佑华，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中国内地作家、编剧。

1946年，在《中州日报》上发表了短诗处女作《织工》 。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 。1954年，担任剧情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编剧 。1957年，创作诗集《热芭人的歌》 。1958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三年后被平反。1965年，发表话剧《像他那样生活》。1976年，担任战争电影《曙光》的编剧。1980年，担任剧情电影《今夜星光灿烂》的编剧。1986年，由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爱，凝固在心里》出版。1992年，担任编剧的古装电影《杨贵妃》上映。1993年，凭借长篇小说《哀莫大于心未死》获得台湾金鼎奖大陆图书著作个人奖。1996年，担任古装剧《宰相刘罗锅》的编剧。2002年，担任儿童剧《乘着歌声的翅膀》的编剧。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一首情歌的来历》 。2006年，白桦获得云南省“繁荣文学艺术特别贡献奖” 。2010年，出版诗作《长歌和短歌》 。2011年，白桦获得第19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 。2014年，由其创作的小说《指尖情话》出版。2017年，白桦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2019年1月15日凌晨2时15分，白桦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

白桦的名字在中国文坛要说家喻户晓，是在1980年全国批判他的电影《苦恋》（搬上银幕为《太阳和人》）而名声大振的。1月15日白桦去世后，歌颂他的声浪掀起一个高潮，这也带给我们思考，为什么白桦走后，就有那么多人为他唱赞歌？可在他生前，在他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1980年，却有那么多的人给他戴帽子打棍子，甚至一些和他要好的朋友战友都躲得远远的呢？可能会有人说，当时或迫于环境；或近于压力；或挺身而出不合时宜。那么，相比于雪中送炭的吴祖光、巴金、周扬、杨振宁，那些锦上添花的事后诸葛亮们应该感到汗颜。这使我想到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选院士生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当年我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却没有人支持。现在，在我不需要的时候却有那么多说好听话的。真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白桦诗作手稿。）

如今，白桦不在了，逝者为大，再也没有人批判他了。那些溢美之词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我们不禁要问，他在最需要支持和声援的时候，那些唱赞歌的人又上哪里去了？造神和毁神或许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现象，对于白桦来说，当年他人在时可以“毁神”，现在，他人不在时又可以“造神”。

白桦的出名是因为《苦恋》的禁演而惨遭批判。在中国有一种现象，有时，一个作家的出名，是因为一部作品的挨批，批的越狠就越出名。

批了白桦以及《苦恋》距今已有近四十年，电影却一直没有公映。而七零后出生的人几乎没有听讲过。当时，很多人看不到大陆的《苦恋》而去找台湾1982年拍的《苦恋》。由于台湾人没有那样的经历，所演的远不是那么回事。在过来人的有限记忆中，也只能从报刊的批判文章中知道当时“毒草”的主要内容。如今，编剧白桦、导演彭宁、摄影师张松平都已作古。很多人也把白桦和苦恋遗忘，想来也真是寒心。

这里先讲两个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白桦和作家彭荆风等人来北京，下了火车，正赶上饭点，就找到沿街边的一家饭馆，人满无坐，就找到服务员。开始服务员爱搭不理，当说到我们来吃饭的人有个白桦，服务员就来了精神，问是不是《苦恋》的作者。正是！服务员一听，马上跑去喊经理，边跑边嚷：“经理，写《苦恋》的白桦来啦！”这一喊不要紧，所有吃饭的人都站起来看白桦。经理来后，马上安排一个单间，上了好些个菜，还没多要钱。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后，我供职的一家报社刚换完班子，我的同事因为坚持回国而和不肯回国的妻子分了手。在一次一把手召集工作汇报时，他诉苦道：“我爱祖国，可是祖国却不爱我。”谁都知道，他的这句话是引述《苦恋》中的一句台词。在公开的场合，一把手却不动声色地听着，似乎还在默默地点首，场下的同事也没有人去向更高一层告密。

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苦恋》在老百姓心中的影响和地位。它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1956年，白桦在北京。）

1981 年 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的批判《苦恋》的三封“来信”，接着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长篇评论《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进行严厉批判。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部队作家白桦同志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则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随后，《北京日报》等一些媒体也相继发表批判文章。全国掀起新一轮批判白桦和《苦恋》的高潮。

（《苦恋》剧照）

尽管人们没看到电影，喜欢文学的读者仍然在已经发表的《十月》杂志上和1980年的11期《大众电影》的《苦恋》封面剧照上了解了这部电影。人们仍急于想看到曾经饰演孙中山的刘文治饰演的男主角凌晨光和黄梅莹饰演的女主角绿娘、以及经常饰演女地下工作者的冷眉和电影明星许还山表演。

《苦恋》是以画家黄永玉为原形，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苦苦爱恋却得不到承认的曲折经历。其中，也表达了文革后艺术界反思社会的共同心声。然而，中国的黑色幽默却叫你哭笑不得，本来是要把这个人批深批透，把作品批得体无完肤，没有想到却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和叫好。

（《苦恋》剧照）

影片在内部放映时曾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其一说是艺术上有追求和突破，但提法把握不准。其二说是政治上有问题。直到送审北京，引起轩然大波，被禁止发行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