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杨继绳先生为《三万六与我这一生》一书写的前言。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现代史研究者。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35年，1984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过《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编委、顾问及《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他写的调查报告有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三十多篇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对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他1986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1990年修订版改名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出版的学术专著《邓小平时代》、《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三十年河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读了汪凤元老先生的著作《三万六与我这一生》使我感慨万千。“三万六”，是指《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报道，湖北麻城建国公社，亩产水稻36956斤，这个谎言引出了一段风波。

汪凤元是那一段荒唐历史的受害者、见证人。其所以受害，先是为了抵制谎言，表现了他的良知。谎言的制造者们害怕真话，他说了真话，自然会受到迫害。

改革开放以后，“三万六”这个大谎言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众人鞭挞的目标。他是这个谎言发源地的区委书记，无知者误以为谎言是他制造的。

他在前面走，后面有人指着他的背说：“三万六！三万六！” 他又背上了沉重的黑锅。可以说，汪凤元一生都没有摆脱“三万六”的阴影。

这样，汪凤元的经历就具有典型意义。他这本书是大历史的一个鲜活的局部，也具有典型意义。

“三万六”是大谎言。但是，在那个时候，大谎言并不只是“三万六”这一个，举国上下都充满谎言。

“大跃进”使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1956年就达到3855亿斤， 1959－1963年，一直徘徊在3400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亿斤，低于1951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各地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8500亿斤，实际不到4000亿斤。

为什么粮食高产称作“放卫星”？因为1956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也跟着高兴了一阵子，出现了什么大的成绩 ，都称为“放卫星”。

人们通常认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此话一出，党报立即紧跟。报纸上不断出现“丰收的例子”。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

毛泽东希望亩产1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10万斤的好消息，“卫星”就越放越大。谎言，是下层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放卫星”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最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2015斤。

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谎言推波助澜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小麦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小麦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小麦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

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亩产小麦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亩产小麦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亩产小麦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亩产小麦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亩产小麦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亩产小麦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谎言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 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2012年，人民日报一位不了解历史负责人说：“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说过假话”。她话音刚落，网上就出现一片骂声。

进入7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谎言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 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麻城的“三万六”只不过是谎言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唯意志论的口号广为传播，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说谎；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谎言的人们。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

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所谓“辩论”，是大批说假话和相信假话的人压制少数说真话的人。

城市的“辩论”就是对不相信谎言的人进行政治打压，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怀疑派”是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说真话的人受到打击，说假话的受到表扬，整个社会就被谎言淹没。

制造谎言一旦形成社会风气，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谎言的人，也会发表助长谎言的言论；那些制造谎言的人，后来竟然相信自己当初说的假话。

政府官员大力为谎言的传播清除障碍，科学家也努力论证谎言的“科学性”。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

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钱学森还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上也发表了文章。他用科学的名义为谎言作证，盗用科学的权威扫除人们对谎言的怀疑。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的秘书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

科学家一旦成为权力的恭顺婢女，科学家就背离了科学。钱学森为我国的导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一直听命于权力。他从权力那里分享了丰盛的筵宴，他虽然一直挂着科学家的头衔，但他的科学事业早就结束了。这是他的悲哀。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

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报纸上的谎言，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谎言的“伟大意义”。

9月26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卫星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

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

《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现在增长50％。”

粮食部党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亿斤，比去年的3899亿斤增加2384亿斤，增长61．44％。”

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

“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

“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毛泽东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9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高产、多收”。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

“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 ...... 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 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田化。”

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多亩。

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196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

“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年少17700万亩，即减少10％弱。这大概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

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

“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

它们是：长春应用化学所，大连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

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少“成果”。

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鼓吹一些野草和昆虫“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的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

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过去说“吹牛不纳税”，在粮食问题上，吹牛是要纳税的。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

1958－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比正常年景的850亿斤高出263.35亿斤。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基层干部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

夏、秋时的谎言在高级干部的头脑里还有深刻的印象。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私藏粮食的数量，在很多地方饿死人的时候，还不相信农村没有粮食。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全国开展了反瞒产私分运动。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政治运动为反瞒产私分开路。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

粮食被国家征购走了，农民只好挨饿。全国性的谎言，酿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从这个角度说，大饥荒这场灾难，是从谎言开始的，可以称为谎灾。

粮食谎言的另一个后果是放弃了农业。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

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太少。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中央要求省委把工作重心转到工业，各地就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１９５８年１月到３月，全省建厂１０００多个；３月到５月，建厂３５００个；５月到６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２２００００个。

其中，省办的２５００多个，县办的１５０００多个，社办的１８５０００多个。全省出现了１０多个万厂县，２０多个千厂乡，５０多个百厂社。

这些数字都是谎言，这种谎言不仅出现在甘肃，也是全国性的。工业上的大谎言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造成国民经济的大倒退。

《三万六与我这一生》这本书使人们想起了荒唐的岁月，使人们重新思考出现这种荒唐的制度原因。

这本书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谎言可以制造全国性的灾难，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拒绝谎言。为了根除谎言，必须改革谎言横行的制度。这，对今天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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