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拜新冠所赐，最近杨过、杨康和王重阳三个名字给火了。前两者只是虚构人物，无须在意，于是笔者便又想起了老王。起初对王重阳的关注，是源于金庸对待历史人物的诡异态度。由于查家在满清入关之初即屈身投效，此后高官显宦层出不穷，因此查良镛对汉奸、卖国贼的态度一直比较反常，总是要在小说里面煞费苦心地粉饰溢美，将其叛国投敌的行为说成是顺天应命、喜迎王师；而他的另一个癖好，则是在小说里面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硬生生将另一批汉奸包装成了文天祥、史可法般抗击异族、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如吴六奇，如张三疯，如丘处机，如王重阳。
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王重阳被刻画成了一位盖世的大英雄、大豪杰。他变卖家产，组建义军，抗击金兵多年，最终在兵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还始终想着再举义旗，并修建了活死人墓，还安了“断龙石”，时刻准备着与敌协亡，更将忠义精神和舍生取义的情怀播撒到了“全真七子”和各代弟子心中……
结果培养出了一窝子汉奸！
临近年关，闲来无事，就扯一下金庸给老王蒙上的这张画皮，给大家呈现一个真实的“重阳祖师”形象。以破谎言，以正视听。
一、伪齐进士
王重阳，咸阳县大魏村人，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生。由于其家是咸阳富户，因而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得以在文、武两个领域都有着一定的造诣。然而其人性情怪诞（比如他曾在文集中自称“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而且性格孤僻（“自幼不群”），不擅社交，情商较低，这也是他后来在忽悠世人方面的成就远逊于其徒丘处机的原因所在。
入侵灭亡北宋之后，金国在江北之地上扶持了“伪齐”（类似于抗日时期的汪伪政权），以替其搜刮民脂民膏、奴役江北的汉人。而陕西地区，便处于伪齐的管辖范围之内。
金天会九年（1131年），王重阳来到长安，进入伪齐的京兆府读书，二十岁时便“修进士举业”（《全真教祖碑》）。
至此，王重阳的仕途还是很顺利地——在授进士之后，他就有了在伪齐做官儿的资格，堪称是前途光明。然而此后他的命运便出现了波折，据《金莲正宗记》记载：“当废齐阜昌间，献赋春官，忤意而黜。”王重阳“献赋春官”的用意并不难猜——历朝历代，初获功名者通常都要在等待数年之后，才能被实授官职。因此王重阳便积极活动，献媚溜须，指望着能够巴结上太子，以尽快授官（最好还能得个肥缺）。然而“自幼不群”的王重阳性情古怪，情商不足，结果弄巧成拙，拍马屁拍在了马脚上，非但没能讨得太子的欢心，反倒惹恼了对方，被黜落功名。
本来就算是不活动，也无非就是久一些再被授官；可如今被黜落功名，那就干脆连盼头也没了。况且作为太子发怒后黜落之人，谁敢再用？因此王重阳就是想重考功名都做不到了，完全失去了上升空间，仕途彻底断绝。
此事对王重阳的打击极大。据麻九畴所著的《邓州重阳观记》记载：“当废齐阜昌间（1130－1137），脱落功名，日酣于酒”，可知王重阳在此打击下变成了一个酒鬼，整天浑噩度日。后来在《悟真歌》里，王重阳曾陈述自己当时的状态：“三十六上寐中寐，便要分他兄活计。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凭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著一酒课。他每衣饮全不知，余还酒钱说灾祸……”由此不难看出他当时的状态是何等颓废，且在其性情之中，颇有着不少狂躁、恣意，以及严重的自我中心等缺陷。
二、金国武举
就这样醉生梦死着过了几年之后，王重阳终于等到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遇。据《全真教祖碑》铭文刻载：“以文非时，复意于武，勘定祸乱……”“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先生于是捐文场，应武举……”
碑文中所述的“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指的是1140年宋、金大战一事。1137年，宋、金开始进行“天眷议和”。南宋以向金国称臣纳贡为代价，换取其交还河南、陕西两省（当时为伪齐所占据）。1139年，和谈完成，双方重新划界，两省自此划归南宋。此举令金国主战派深感不满，遂发动政变，并于1140年重启战争。高宗大怒，发动了二十余万军队，以倾国之力，自数个方向对金国发起全面反攻。这也是南宋在隐忍多年之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对金国发起大规模的攻势，意在收复中原，将金人驱逐至黄河以北地区。此役的核心战场在河南地区，六万岳家军自湖北北进，与金兀术部进行会战。与此同时，两国在其它数个地区也都大打出手，以策应核心战场。然而随着岳家军陷入重围，最终“旗靡辙乱”（《三朝北盟会编》）而还，各处战局最终也多趋不利。仅以陕西战区而言，金熙宗于1140年五月诏令元帅府收复陕西。“金右副元帅完颜杲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驰二百五十里，趋永兴军。陕西州县多旧时金、齐官，所至迎降，远近震恐……金主谓尚书左丞宗宪曰：‘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人，卿以为不当与；今复取之，是犹用卿言也。卿识虑深远……’”（《续资治通鉴》）
随着金人这支偏师西进，本已重归南宋的陕西地区又沦失大半。据《金史-熙宗纪》记载：“六月，陕西平”。这便是《全真教祖碑》上提到的“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
在这场倾国大战中，双方对武人的需要激增，因此金国便在陕西战区大举招募武夫。王重阳文路断绝，原本此生已无晋身之望，此时看到一线曙光，自然不会错过，于是他便弃文从武，投身于完颜杲麾下，并且在收复陕西一战中取得了不小的军功，“勘定祸乱”，“收复陕西，英豪获用”。笔者曾看过历史学者唐代剑所作的一篇考据，其中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知，王是天眷三年五、六月随金军收复陕西得军功后才获得甘河镇酒监这一低级差遣的。”
1141年，宋、金签署《绍兴和议》，两国自此罢兵。战争既已终结，金国便开始逐步完善自己的官制，于1141当年开了武举。王重阳赶忙报名参加。据《射雕英雄传》记载，他曾经修炼过至高无上的武学宝典《九阴真经》，武功盖世，武科拿个名次自然问题不大。据《金莲正宗记》记载：“当废齐阜昌间，献赋春官，忤意而黜。复试武举，遂中甲科。”可知王重阳此次高中甲科，名次是相当不错地。
有些人认为，伪齐始终未开武举，而金国在天眷年间（1138-1140）也未开，因此“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先生于是（在之后）捐文场，应武举”，以及“当废齐阜昌间，献赋春官，忤意而黜。（后来）复试武举，遂中甲科”这两则记载不实。其实记载并没有问题，只是因为这些人的阅读理解能力太差，主观臆断地认为这两则史料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发生在同一年里，这才会闹出笑话来（有些人则是在装傻充愣，意欲遮掩老王曾积极投效异族一事，因而有意歪解）。其实只要智商正常，仅凭常理也不难推知，这两则记载的前、后半句中所述的事件必然在时间上是有所间隔地——如王重阳在“忤意而黜”之后，颓废消沉，“日酣于酒”，又怎么可能马上就“复试武举，遂中甲科”呢？
三、甘河酒监
凭借着武举功名，以及在平陕时的“勘定祸乱”之军功，双手沾满南宋将士鲜血的王重阳最终得授终南县甘河镇酒监，一个八、九品的小官。这点在《类编长安志》卷5等文献中有所记载——“王祖师监甘河镇酒，遇仙于此，掘活死人墓成道。”“在终南县甘河镇。昔重阳王祖师为是镇酒监，有披毡裘二先生索酒，日以为常。一日，毡裘二先生邀祖师饮于甘河岸上，以瓢酌甘河之水，果良酒也，醉饮得道。门人于此建遇仙宫。”
金国镇级酒监的工作有两项：一是收酒户的课税，二是低价收回酒户的成品，就地高价转卖，实行专营。应该说，这个差事的难度并不大，油水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点儿，也算是一个能令大多数人艳羡的岗位了。苏轼曾言：“今盐酒税务监官，虽为卑贱，然缙绅士人公卿胄子，未尝不由此进。”可知即使是公卿之子，也往往以酒监作为晋身之途。
然而捧上铁饭碗的王重阳却并不爱岗敬业，而是利用工作之便，天天喝得醉眼迷离。最让人讨厌的是，他的酒品很差，经常发酒疯，因此甘河镇上不时就会出现一幕场景——王重阳被绳子捆在桥栏杆上醒酒，身周一地秽物，任其狂呼喊叫，却无人理睬（《金莲正宗记》卷2）。由于整天神经兮兮、浑浑噩噩、举止怪诞，邻里都称他为“害风”（陕西一带对疯子的称谓）。王重阳却不以为耻，反倒还会欣然应喏，更经常高声吟唱道：“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变成害风任风狂，不惧人人长耻笑。”（《全真教祖碑》）
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之后，老王当街睡倒，把行囊给弄丢了，醒来之后便写了一首《解珮令》记述此事：“害风王三，前时割税，为酒爱，饮中沉醉。往往来来，眼前事全然不记，与仁人当街打睡。腋袋头巾，尽皆遗弃，有经文，里面诀秘。深谢明公，发善心，与予拈起。解珮令，报贤好意。”金庸后来读到了这句话，看到“有经文，里面诀秘”一句，便触发了灵感，这个囊中的经文《乐章集》也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九阴真经》。
四、装神弄鬼
忽忽之间，这种置妻儿于不顾、“日酣于酒”的惬意生活便过了数年。到了1159年，也就是王重阳47岁时，情势再次发生了变化。
据《类编长安志》卷五《遇仙宫》记载，某天，王重阳正在甘河镇的屠肆中喝酒吃肉（猪头肉是王重阳最喜欢的佐酒之物，他经常“于甘河镇，醉中啖肉”），便见到两名道士飘然而至。相谈之下，王重阳对其惊为天人，便跪地拜师，并得授秘典。待道人离去之后，他便弃官佯狂，常短衣破瓢，“落魄不羁，乞食于市”；更将妻子休掉，又把幼女送至姻家，称：“他家人口，我与养大，弗议婚礼”，之后便留之而去；之后又“以猥贱语，詈辱其子孙”。据《金莲正宗记》记载，王重阳“辞官解印，黜妻屏子，拂衣尘外”，可知他此次的决心还是挺大地，不仅把官职、妻女全都抛弃，还和子孙也吵翻了，从此便是孑然一身。
王重阳之所以会走上装神弄鬼的道路，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性格自幼便激进怪癖，容易走极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功名闻达之心很重，却一直郁郁不得志，奋斗半生却只混了个“镇酒监”这样的小官儿，这让心气很高，总想着要名动天下的他心有不甘。之前之所以常年醉酒，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样压抑多年之后，眼看着年近天命，不甘的情绪势必越来越强烈，他也早就在苦思出路，而这次与两名道士的接触便给他带来了灵感——既然世俗的常规手段难以实现愿望，那干脆就破而后立，走修道、传教的道路。
老王在邻近的南时村挖了一个穴室，深丈余，取名为“活死人墓”，又大书“王害风之灵位”六字，挂于正中，又在墓穴四角各植海棠一株。在营造出这种颇具神异气息、让人不明觉厉的氛围之后，他便开始于墓中独坐静思，研习所谓的高人赐予的秘笈，这一待就是三年。
到了1163年的一天，王重阳突然填了墓穴（见《重阳全真集》卷2《活死人》及引），迁往刘蒋村筑庵而居。
在道典中，对他此次迁居的原因含糊其辞。笔者估计，是因为他顶不住了。虽然道典中称他是在“遇仙”（那两位道士）之后被授予宝典，因而需要在墓中隔绝往来，静心研习，但有点儿脑子的人都明白，这肯定是胡说八道，两位游方道士不可能是什么仙人，就算真是胸藏锦绣的高人，也不可能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白白送给一个初见的陌生人，最多也不过就是谈及一些道门的经义，从而让老王有所感触，萌生了入道传教的念头罢了。因此王重阳在古墓中时，根本就没啥秘典可以参悟，无非是故作怪异之姿，试图吸引徒众来投罢了，结果几年下来却一无所获，说不定还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只好先换上一个好点儿的环境再说……
1167年，王重阳又出奇招。他忽然纵火，将居住了近四年的茅庵烧毁。邻居们前来救火，他却在一旁手舞足蹈，边舞边唱道：“豁然真火瞥然开，便教烧了归无上”，之后便扬长而去，云游前往山东。
在道典的记载中，王重阳之所以会离乡前往山东，是因为受到了吕洞宾的点化，要他“速去东海，投潭捉马”。这显然是在胡扯，其意图无非是要遮掩他此时尴尬落魄的处境罢了。王重阳在走上传教之路后，以终南山为核心，在周边三县辛苦辗转达八年之久。期间，他或行乞于市，或眠冰卧雪，或装疯卖傻，或题诗于壁，各种古怪招数已然用尽，可在苦心经营多年之后，却毫无建树，仅仅只招收到四个弟子，还不甚坚定。因此他常常依庵自叹：“门外落花任风雨，不知谁肯悟希夷？”
付出了放弃官职和家人的惨重代价，又辛苦多年，却一无所获。面对这样的窘境，王重阳苦恼异常，却又始终无力改变，这才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了在家乡花费数年时光才苦心树立起的“神异”形象（其实已经沦为“害风”形象，毫无用处），转而前往陌生的山东地区传教。为什么要去山东呢？是因为那里最适合传教。一方面，当时的金国在山东地区的盘剥十分严苛，导致了“民益怨愤”、“盗贼蜂起”，齐鲁百姓苦楚万分。而在痛苦绝望的处境下，人们往往会渴求宗教的慰藉与救赎；另一方面，中国的神话传说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即燕齐文化。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等传说更是深入人心，这里浓郁的道教文化氛围对于传教是十分有利地。
老王自终南山出发后，在途经山下的蒋夏村时，曾试图说动当地一个叫姚铉的大户相随，出钱出力，可姚铉却“以害风相待”；至河南卫州时，在肖道士处盘桓数日，又话不相投，只好讪讪离去。
五、传教山东
1167年七月，王重阳孤身一人来到山东文登。他“顶笠悬鹑，执一筇，携一铁罐，状貌古怪，乞于市肆”（《丹阳真人语录》），试图利用古怪的形貌和举止来营造“高人”形象。于此徘徊数日之后，他了解到了当地的基本情况，便选择了马从义作为传教对象。之所以选中老马，是因为此人富甲一方，有“马半州”之称；且其家族在当地势力庞大，影响力很强，收服他之后便能够以点带面；最重要的，是此人不思进取，又喜好嬉戏和虚玄之术，容易忽悠（《重阳教化集》）。
王重阳找上门去，一顿忽悠之后，见老马有些心动，便劝他离家出走，追随自己西游修道。马从义则以“家事所系，未易猛弃”为由拒绝。老王之后遂以实际行动进行劝诱，“锁庵门坐百日，示家风以化之”（《五言绝句序》）。后又赠梨给马从义夫妻，搞了个“分梨十化”。总之是利用各种手段，苦心忽悠了几个月，终于把老马给忽悠瘸了。他将妻子孙氏休掉，将财产传给儿子，随王重阳前往烟霞山修道，被赐名马钰，号丹阳子。
收马钰为徒一事，耗费了王重阳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却令他的传教事业出现了重大突破。此前他折腾了八年，却只忽悠了四个人，而且都不坚定，去山东时无一人肯追随，还被乡邻们视为疯子。但在忽悠住马钰之后，利用马家在当地庞大的影响力，他很快便在山东半岛打开了局面，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莱州等县以“会”的名义建立起了教团组织。“自是远近风动，与会者千余人”。
在传教的过程中，虽然马家在当地的影响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老王最终能够成功忽悠千余人，与他自身擅长故弄玄虚、装神弄鬼、编造神异故事（如“有巨石飞落，人皆悚栗，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现二首坐庵中”之类）也是分不开地。而且王重阳形貌古怪，史载他“眼大于口，髯过于腹”。胡子长也就罢了，这个眼睛比嘴还大真地挺特别地（重阳祖师“眼若铜铃、樱桃小口”的模样，笔者实在是难以想象），就单凭这副卖相就颇能让人觉得有神异之姿，令其“纳头便拜”。
不久之后，王重阳又在山东栖霞收了农家子弟“丘哥”为徒，赐名处机。当时这个弟子在他的眼中其实并不突出，泯然于众，不料却在他死后混成了道门领袖，并且将全真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派引领成了道门魁首，拔擢到了一个王重阳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高度。
有一日，王重阳没钱了，就让马钰回乡筹款。马钰以之前曾立誓不再返乡为由拒绝。老王大怒，“打之无数”，一夜方止。马钰十分恼怒，心中萌生退志，全仗丘处机在一旁相劝，才未拂袖离去（见《解佩令·又赠马钰》及《丹阳真人语录》）。之后王重阳又陆续收了几名弟子，最终连马钰之前休掉的老婆孙富春也给收了，赐名孙不二。这些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全真七子”。
此时王重阳已然在山东打开了局面，原本还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但他的身体不好（长期酗酒；加之为了装神弄鬼，还曾经在墓穴里住了几年；还曾经眠冰卧雪，这些行为都会严重影响健康），1169年秋天已感不支，只好放弃刚刚奠定的基业，带着亲信徒众回返故乡，在行至汴梁时死去（1170年正月），年五十八。
六、一脉相承
有不少人认为，“全真派”是由王重阳手创，其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其传教的鼎盛之时，也不过只招聚了千余“与会者”，其中坚信者不多，组织也很松散，更谈不上搞修建宫观、开立山门这些正统的开宗立派事宜了。最终直至他死时，世上仍然没有“全真教”这个概念。
在王重阳死后，其弟子继续传教，信众渐多，形式也越来越正规，这才正式创派。由于王重阳曾将自己所居庵堂命名为“全真堂”，因此马钰、刘处玄、丘处机等弟子们将教门定名为全真派，也算是对老师精神的一脉相承了。
另一点一脉相承的，则是王重阳与弟子丘处机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王重阳是先当伪齐进士后做金国武举，丘处机则是先当金主近臣后做蒙古国师，真不愧是一对亲师徒！连当双料汉奸的情怀都给传承了下来。其间所蕴涵着的惊人默契，令人在听闻之后不免击节而赞。
